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?

  2013-12-18 20:36:34

  费曼的爱情故事

  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,有一阵我和比我大几岁的一帮小孩一起玩。他们比我要成熟一些,认识附近不少姑娘,也自然常常和她们约会去海滩什么的。

  有一次在海滩,大多数的男孩都在和女孩们说笑。我对一个女孩有些好感,自言自语地说, “哎,要是芭菠拉和我去看电影就好了……”。就这么一句话,旁边的一个男孩就兴奋起来了。他跑上石堆,找到了苞菠拉,一边推着她过来,一边高声嚷嚷;“费曼有话对你说哪!”弄得我真不好意思。

  一下子,所有的男孩都围过来了,嚷着,“嘿,说出来嘛,费曼!”于是,我请她一起去看电影——我的第一次约会。

 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,于是她给了我无数如此这般的衷告,比如,下车时我要先跳下去,伸手去接女友啦,或者在街上我应该走在靠马路的一边啦,母亲甚至教我该说些什么话,这是一种文化传统——做母亲的教儿子该怎么有礼貌地对待女孩。

  晚饭后,我穿戴整齐地去芭菠拉家接她。心里直扑腾。自然,她还没准备好(女孩总是这样!),于是她家里人让我在起居室等她。那时她家正好有一批朋友在一起吃饭,七嘴八舌地说什么“瞧这小孩多讨人喜欢”之类的,简直羞死人!

  我还记着那次约会的每个细节。从她家到镇上的一个新电影院的路上,我们谈起了弹钢琴。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试过学钢琴,可过了6个月我还是在弹只有几个音符的《戴西的舞蹈》,再也熬不下去了。我特别怕自己会染上姑娘气,而成日弹《戴西的舞蹈》简直让我发疯,于是我就跟钢琴再见了。(那时我特别地怕姑娘气,以至于都不愿意去商店里替母亲买那些女人吃的糕点。)

  看完电影我送她回家。我称赞她的手套是多么漂亮,然后在门口与她道晚安。

  芭菠拉说,“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!”

  “不客气。”我回答,心里美滋滋的。

  可当我下一次和另一个女孩约会的时候,临别她也这说,“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!”我的自我感觉就没那么美了。

  当我和第三个女孩约会后告别时,她刚张嘴说“多谢……”我就抢着说,“多谢你给了我这么快活的一个晚上!”

  她说,“多谢……呃……噢……晤……我也挺快活的,多谢!”

  又有一次,我们这帮海滩朋友又凑在一起。几个年长一些的男孩正在拿他们的女友来做示范怎么接吻,“你得把嘴唇这么放,得有个角度,不然的话鼻子就撞上鼻子了!”之类之类。于是我跑到另一个屋于里揪住了一个女孩。我们坐在沙发上,我的手臂绕到她背后,开始操练这门新鲜的艺术。突然,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叫起来,“艾莲来喽!艾莲来喽!”当时我并不认识这叫艾莲的人。

  然后有人叫道,“她在这儿了!她在这儿了!”所有的人都放下了他们正在做的事,跳将起来去看这位公主。艾莲非常漂亮,难怪值得人们这么崇拜她。不过,我很不以为然这种不民主的方式——难道每个人都要停下手里的事,仅仅是因为公主到了吗?

  所以,当他们都去看艾莲的时候,我还是和我的那个女孩坐在沙发上操练接吻技术。

  后来当我和艾莲熟悉了以后,她告诉我她记得那个舞会,每个人都很热情友好,除了一个家伙在角落的沙发上正跟一个姑娘亲昵。她所不知道的是,两分钟之前,所有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。

  我第一次和艾莲讲话是在跳舞的时候。她是这样地让男孩子崇拜,以至于他们不停地互相抢她做舞伴。我记得自己也极想和她跳舞,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插队进去。如何请舞伴的事总是让我很犯愁:一个你想要请的姑娘要是在舞场的对面和什么人在跳舞吧,要插进去太费事了,所以你等她转到近处。可当她在你近处吧,你又会想,“唉,这支舞曲一点也不美。”所以你又等好的舞曲。好不容易舞曲正合意了,你刚要上前一步——至少是你觉得自己挪了一步——旁边的什么家伙总是比你抢先一步把她带走了。于是你又只好再等几分钟,因为太快的插入是不礼貌的。几分钟过后,你会又丧气地发现她转到了舞场对面,或是音乐又不是你喜欢的了,或是什么其他见鬼的麻烦……

  我就这样迟疑踌躇了半天,还是没和她跳上舞。我自言自语说真想和她跳。旁边的一个朋友听见了便高声宣布,“大家听着!费曼想和艾莲跳舞!”不一会,一个朋友踏着舞步把艾莲带向我这边。同伴们推推搡搡地,“快插进去!”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窘迫,第一句话便是——倒是挺诚实的——“这么着被所有人喜欢,你是什么感觉呀?”我们才跳了没几分钟,就被别人插进来分开了。

  我们这些朋友都去上过交际舞课,尽管绝不会公开承认。在那个经济大萧条的年代,母亲的一个朋友以教舞蹈谋些生计。地点就在她家二楼的一间屋子里。她家有个后门,所以她让我们从后门溜进去,可以不让别人看见。

  在她家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舞会。我有一个始终未能壮起胆子去证实的理论:女孩的日子比男孩要难得多。因为在那时候,女孩是不可以主动请男孩跳舞的,那是属于“非礼之举”的。所以那些不漂亮的女孩会在舞场边上坐好久也没人请,伤心透顶。

  我想,“男孩就容易多了,他们可在任何时候插入。”可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你不是没有胆子,就是掌握不好时机,反正是招惊受怕地不能充分享受跳舞。

  比如吧,你瞧见一个女孩正好闲着,你也挺想请她的,你会想,“好极了!这下机会终于来了!”可那女孩往往会说,“谢谢你,可我累了,想歇会儿。”于是你有些泄气,可还不至于完全垂头丧气,因为有可能她真的是累了呢?但你回头一看,另外一个家伙去请她,她欢天喜地就和他跳上了!于是你又琢磨开了:他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呢?还是她不喜欢我的打扮?还是……反正,这简单的事儿就老变得这么复杂。

  有一回我准备带艾莲去跳舞,那是我第一次约她出去。母亲为了让她的朋友多些顾客,还邀请了不少人,其中有几个我极要好的朋友,和我年龄相同。赫罗·卡斯特和大卫·利夫是文人派头的,罗伯特·斯达普勒是个理工科型的。 我们几个人常在放学后一起玩、散步,或是讨论问题什么的。

  我的这些好朋友那天也在舞会上,他们瞧见我和艾莲一起,马上把我叫到衣帽间,说,“哎,费曼,我们要你知道,我们明白艾莲今晚是你的女孩,我们决不会找她的,我们今晚和她无缘!”等等,等等。可没过一会,这些家伙就来插伴。竞争就来自我的这些好朋友们!我总算懂了莎上比亚的名言:“你们尽说漂亮话。”

  你们可要知道那时我是什么样的——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孩,总是觉得紧张,因为别人都比我高大强壮。而且我总是害怕自己显得女孩气。那时所有的男孩都打棒球,或者其他什么运动。可我要是看见一只球朝我滚过来,一定吓得发呆,因为要是我拣起球扔回去的话,通常准是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,然后众人一定哈哈大笑。那真的很让我烦恼。

  一天,我被邀请去艾莲家的晚会。好多人都去了,因为她是最漂亮、最好心、也最吸引人的姑娘,谁都喜欢她。当我一个人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闲着没事的时候,艾莲过来坐在扶手上和我聊起天来。那时我开始觉得“啊!世界多美呀!我喜欢的人注意到我了!”

  那时,在我们那儿有个为犹太孩子而设的活动中心。 它很大,而且有很多的活动。写作组的孩子们可以写故事来诵读,戏剧组的人组织演戏,还有科学组、艺术组等等。我其实对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没兴趣,但艾莲在艺术组,因此我也就加入了。艺术这玩艺着实让我头痛——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类(后来我还真用上了它)。我硬着头皮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艾莲在里边。

  可是艾莲有个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组里,我于是只好在背景里游移,没什么机会的。

  有一次,在我没有在场的时候,有人提名我来做活动中心的 。成年人都着急起来,因为我那时已经公开声称不信教了。

  我是在一个犹太教徒家里长大的,家人每周五都去教堂。我参加“周日学校”,还真的学过希伯来语呢!可是,于此同时,父亲教我许多科学知识。当教堂牧师谈起那些《圣经》里的奇迹,比方树叶在没风的时候突然抖动起来,我总是试图把它们用自然现象来解释。

  其中一些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比较好解释,另外一些就难多了。像树叶的那个故事挺容易解释的。我走去学校的路上听见树叶沙沙地响,可是却没有风。我注意到树叶交错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动就会引起共鸣,于是心想:“哈!这可以解释那个伊利亚的树叶发声的奇迹了!”

  可其他一些奇迹,我却总也想不出个道道来,比如, 摩西扔下手里的东西,它立刻变成了一条蛇的故事。我琢磨不出扔下的东西怎么会让旁人看成是蛇。

  照理说,童年时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该提醒我了,可它没有使我震动到怀疑《圣经》故事的可信性, 即使它们与自然常识完全不符。当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时候,我倒松了一口气,因为这非常简单地解决了—个我长久不能想通的问题——一个圣诞老人怎么来得及在一个夜晚给全世界的小孩送礼物呢?

  圣诞老人的事本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。可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故事可不一样——那可是顶认真严肃的事。有教堂,教徒们每周做礼拜;有周日学校,牧师教孩子们念《圣经》。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圣诞老人可不是教堂之类正儿八经的东西。

  所以我去周日学校的时候,一方面我真信他们教的,一方面又没法不产生疑惑。危机的总爆发是免不了的。

  真正的危机是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来的。拉比在给我们讲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历史。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露丝的人的故事——她做了什么,被如何定罪。故事非常具体,好像是法庭的记录一样。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,听见这么详尽的故事,而且教士讲的完全像,是史实,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。最后,拉比讲到了露丝如何在监狱里蒙难,他说,“露丝气息咽咽,她想到……”等等、等等。

  我吃惊地困惑起来。课后我去问那个拉比,“露丝临死时脑子里想的什么,别人怎么能知道呢?”

  他说,”噢,是这样:为了更生动地说明犹太人受了多少苦,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,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的。”

  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,我觉得被着实地欺骗耍弄了一番。我需要的是真实,未经加工的真实,由我自己来评判决定!可那时我一个小孩子,没法和大人争辩,只好眼眶发湿,哭了起来,非常气愤。

  那拉比问:“究竟怎么啦?”

  我试着解释说,“我这些年听到的这么多故事,现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,哪些是假的,让我拿这些学到的东西怎么办?”换句话说,我不再信任那些数据,因此对那整个一套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。在那之前的那些年,我一直想方设法来理解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故事,现在倒好,哼,所有的奇迹都可以解释了,因为它们大概全是编造出来的,见鬼!我闷闷不乐。

  拉比又问,“要是对你来说,这些东西这么可怕,你干吗来周日学校呢?”

  “因为父母让我来的。”

  我从未和父母谈及此事,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联系过。可父母再也没有督促我去周日学校。这件事发生在我正式成为洗礼过的信徒之前。

  由此,这场危机很快解决了我的疑团困境,我悟出那些奇迹故事大约都是为了“更生动地说明问题”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瞎编乱造的。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么有趣,它不应该被那样歪曲。从那时起,我逐渐对整个宗教这个东西再也不相信了。

  那个活动中心是年长的犹太人组织起来的,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荡,而且更希望以此来引导我们走向犹太教徒的生活。要是像我这样一个放弃了教义的人当选为 ,他们准会觉得坐卧不安的。让我和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是,幸好我投有当选。其实那个活动中心已经支撑不下去,逐渐衰亡。要是我当选了,准会被当做众人所指的替罪羊。

  一天,艾莲告诉我吉隆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。那对我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,我开始有盼头了!她邀我去她家,威斯特敏斯特街154号。

  当我到她家的时候,天色已晚,门廊的灯还没点上,所以门牌号码看不见。我不想打扰别人来问门牌,于是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爬上去,摸摸索索地探到了那确实是154号。

  艾莲正在为她的哲学课家庭作业发愁。“我们正学到笛卡尔。”她说,“他以‘我思故我在’开始,不知怎么最后能证明上帝的存在。”

  “压根儿不可能!”我说,一点也没想到我是在向伟人笛卡尔挑战。(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种反应:对任何权威都不俯首贴耳,甭管是谁的言论,先看他的起点,再看他的结论,然后问自己,“有没有道理?”)我问,“他怎么可能从第一点推演到结论的?”

  “我也弄不清。”艾莲说。

  “那咱们来瞧瞧,”我说,“他怎么陈述的?”

  于是我们查下去,原来笛卡尔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样是确定的——那就是不确定,“他干吗不直话直说呢!”我大为不满,“他不过是想说只有这样东西是他确信的罢了!”

  然后笛卡尔又讲什么,“我的所有思维都是不完美的,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,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。”(他狡猾地开始引出上帝了。)

  “没那么回事!”我说,“科学上讲,没有—个完美的理论,照样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趋进。我不明门他究竟怎么回事,看来只是大言欺人罢了!”

  艾莲理解我。她明白,在看这些貌似严谨伟大的哲学命题时,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去看它们说的是什么,是否对,而不必去理会它们是哪位伟大的论断。

  “嗯,我想反面的观点也成立。”她说,“我们老师说,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两面。”

  “就这个论断也有对错两面呢!”我说。

  “你指的什么?”

  我从百科全书上念到的墨比纸条(哦,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书哟!)就是一例。那时代,墨比纸条还不是尽人皆知的,可谁都可以理解它,就像现在一样。墨比纸条平面的存在是直观可见的,不像那些油滑模棱两可的政治问题,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历史知识才能理解的东西。大百科全书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,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。在阅读它的时候,不仅学知识令人兴奋,而且有一种使你具有独特性格的感觉。

  我拿来一张纸,扭了半圈,接成一个环形,做一个墨比环。艾莲也兴奋起来。

  第二天在课堂,她故意等到老师举着一张纸,说, “任何事物都像纸一样,有两面……”。艾莲举起墨比环说,“老师,您所说的也有两面呢!我这儿有个只有一面的纸!”于是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惊奇不已。艾莲自然很得意。我觉得自那以后,她对我留意多了。

  在吉隆姆之后,却又有了个新的竞争者,也就是我的“好朋友”赫罗·卡斯特。艾莲总是在我俩之间游移。毕业舞会她和赫罗去,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在一起。

  我毕业时理科总成绩第一,数学第一,物理第一,化学第一。因此我在毕业典礼上上了好几次台去领奖。赫罗则是英语第一,历史第一,而且执笔写了校庆剧本,所以很令人佩服。

  我的英语糟透了,从来没真正领悟到它的根本。对我而言,担心单词拼对拼错是毫无道理的,因为拼法仅仅是人为的一种规定,它和自然真实一点也不相干。一个单词换一种拼法又怎么样呢?因此我对英语没什么兴趣。

  纽约州的中学生都要通过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试。在毕业前的几个月,正好我们要考英语这门课。赫罗和另一个长于文科的朋友、校刊编辑大卫·利夫问我选什么书来写书评。大卫选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辛克列·路易斯的作品,赫罗则选了一些戏剧的剧本。我说我选了《珍宝岛》,因为在一年级英文课时念过。我告诉他们我预备写些什么评论。

  他们哈哈大笑,“哥们儿,要是你对这么一本简浅的书做这些简浅的评论,你不考个不及格才怪呢!”

  考试中还有—串问题来写短文。我选的是“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”。我想,“这真是个笨透笨透的问题,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还用问吗?!”

  我正准备对这个傻问题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,可突然想起我的这些文科朋友常提到的“大字欺人”——故意把句于弄得复杂,用唬人的大词。于是我决定试它一试,等于开个玩笑嘛!我对自己说,“既然教育局的先生愚蠢到出‘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’这样的笨蛋问题,我倒要和他们耍一回。”

  于是我大笔一挥,写下,“空气流体飞行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分析在飞机尾部的涡流、旋涡和环转气流的影响……”,其实我知道这“涡流”、”旋涡”、和“环转气流”指的完全是一回事,只是以三个词来讲听上去更学究气些。这是我平时绝不会做的事。

  那个批改我试卷的老师一定是被我的“涡流、旋涡、和环转气流”唬住了,我的得分是91,而我那些文科的朋友写的是老师熟悉而易于评判的,才得了88分。

  那年有个新规定,即学生得90分以上的,自动在毕业典礼时被授予那个学科的荣誉奖。所以,当剧作家和校刊编辑只好坐在下边时,我这个毫无文科细胞的理科生居然又走上台,去接受英语单科的奖励!

  典礼之后,艾莲和我父母以及赫罗的父母在交谈。数学部主任走了过来。他是个很高大强壮的人,还是学校的训导主任呢。赫罗的母亲说,“你好,奥古斯伯莱先生,我是赫罗的母亲,这是费曼的母亲……”

  他没有对赫罗母亲加以任何理会,直冲着我母亲说,“费曼太太,我必须强烈提请您注意,像你儿子这样的人是夙毛麟角的,国家和州政府理应支持这样才华出众的学生。

  您一定一定要让他去念大学,去您经济所能负担的最好的大学!”他担心我父母是否会不准备送我去大学,因为那时经济萧条,很多孩子中学毕业后不得不挣钱帮着养家。

  我的朋友罗伯特就是这样。他也有个小实验室,还教我许多光学仪器的知识。有一次,他在小实验室里出了个意外:在开一瓶石炭酸的时候不慎将一些液体洒到脸上了。他去看医生,脸上带着绷带过了几周.可是有趣的是,当他去掉绷带的时候,皮肤比以前光洁了许多,还少了雀斑。我后来发现,有—种美容的措施便是用石炭酸,只是要稀释罢了。

  罗伯特家境很困难,他只好毕业后马上工作,接济他母亲。因此他无法继续他对科学的爱好。

  我母亲向奥古斯伯莱先生一再保证,“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节省钱,准备送他去哥伦比亚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。”艾莲在一边听着。在此之后我比赫罗略领先了一点。

  艾莲是个很好的姑娘。她是纳沙县罗伦斯中学的校刊编辑,弹一手优美的钢琴,非常有艺术美感。她有时来我们家做些装饰,像壁橱上的小鹦鹉之类的。后来,我家的人对她越来越熟了,她和我父亲常去树林里绘画,我父亲像许多其他人一样,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有闲情开始学 艾莲和我开始互相影响、塑造我们俩的性格。她来自的家庭彬彬有礼,非常顾及别人。她教我也学会顾及别人,可是,她的家庭觉得出于好心或礼节性的不诚实是正常的。

 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”的态度,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,加以考虑,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,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。

  艾莲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。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们俩的关系中,我们应该互相彻底诚实、直言相谈、彻底地坦荡。这果然有效,我们非常相爱。我们的感情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。

  在那个夏天之后,我去了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, (我来能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歧视性的规定——每个学校有限定的配额来招收犹太人的孩子。)我收到朋友的来信,说,“你该瞧瞧艾莲是怎么和赫罗一起出去玩了……”,或者“你在波士顿的时候,她在做如此……在干那般……”。嗨,我在波士顿也有时带姑娘出去,可那一点也没什么,我知道这对艾莲也一样。

  暑假到了,我留在波士顿做了一份临时工作,任务是计算某种摩擦力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正在发展一个新技术,可以达到超级抛光效果,我们要做的是测验这方法究竟好多少。(结果是这“超级抛光”并不怎么样。)

  艾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也找了份工作,那地方离我大约二十英里,她的工作是照顾小孩。我父亲担心我会花太多的时间和艾莲在—起,以致于影响学业,所以劝说她放弃了她的工作机会(或者是劝我说服了艾莲,我有点记不清了。)那时代和现在不一样,那时年轻人要先把事业发展到相当程度才能结婚娶亲。

  那个夏天,我和艾莲只会了几次面。我们约定我毕业后马上就结婚。那时我已经认识艾莲有六年了。直到现在谈起当时我们是多么相爱,我还是有些哽咽。我们确信无疑我们是不能再默契合配的一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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